历史余烬中的合伙人制度

导读：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呈现“饮鸩止渴”的效果，是因为秦汉之后的统治者视天下为私产，缺乏对合伙人制度的认同，就算采用了，也是一时权宜。

（本文转自公众号：中欧商业评论）

明初大儒方孝孺在名文《深虑论》中抛出了一个问题：天下如何才能长治久安？

对于企业来说，类似的问题就是：

基业如何长青？

这显然是个烧脑的问题。尽管人们都会喊本朝基业定会传至万万年，而实际上，一个朝代的寿命比现代公司也长不了多少。方孝孺在《深虑论》中更指出了一个魔咒般的事实：君主们自认为智巧的手段，同时也是日后灭亡的祸因。

能预见的风险都不是风险

 

比如说，秦始皇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国的强大，于是不再封建诸侯，而是实行中央直属的郡县制。他满以为从此不再有战乱发生，然而，一无所有的刘邦却逆袭成功。汉高祖刘邦认为秦朝被各路起义军灭亡在于其孤立无助，于是大肆分封兄弟子侄到各地为王，自以为凭着骨肉亲情，可以江山永固。然而，在吴王刘濞等七国眼里，皇帝对他们而言和普通人家的兄弟差不多，于是萌生了野心，最终起兵造反。

因为这个原因，汉武帝、汉宣帝之后，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，削弱他们的势力，以为这样便平安无事了。没想到外戚势力在朝中坐大，最终外戚王莽夺取了皇位。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晚期外戚专权的教训，结果东汉一朝在很长时间里，都是由宦官说了算，最后天下大乱。曹魏借鉴了前代教训，既不敢依靠外戚，也不敢依靠宦官，更不敢重用亲兄弟，只能靠远亲来辅佐朝政，结果被司马氏篡了权。西晋又吸收曹魏的教训，大肆分封兄弟子侄到各地为王，结果发生了毁灭性的“八王之乱”。

方孝孺认为，他们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，可最终灭亡的根由都在其防备的范围之外。再如唐朝亡于藩镇割据，宋太祖看到唐末、五代的节度使们可以制伏君王，于是吸取这个教训，收回节度使的兵权，使其力量削弱，容易对付。哪料想子孙后代先亡于金，后亡于蒙古。

也就是说，制度上的每次重新设计，都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。

在方孝孺看来，“国家将来的变化，以人的智谋是不能考虑周全的，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”，统治者“只有不敢滥用阴谋诡计，只是积累真诚，用大德来感动上天，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，才会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对他不忍心舍弃。尽管他的子孙有的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，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掉他的家国，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！”反之，“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上天的心意，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，包揽天下的事务，想使国家免于未来的危亡，这从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，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？”

方孝孺抛出了那个尖锐的问题，铺陈了大量的案例后，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统治者用笼络民心的方式来取悦上天，并由上天赐福于他。这在古代既是对统治者的规劝，也是对统治者的恐吓。但今天看来，总觉得不尽如人意，如同医生给绝症患者开的处方竟是勤去健身房锻炼一样。

缺乏对“合伙人制度”的尊重

 

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呈现“饮鸩止渴”的效果，是因为秦汉之后的统治者视天下为私产，缺乏对合伙人制度的认同，就算采用了，也是一时权宜。

按西方人的习惯，契约可以解决双方之间的不确定性，然而现实却是组织与组织、组织与人，以及人与人之间很多关系无法契约化。引入不同的合伙制度，就能部分解决无法契约化的问题。即动用产权的杠杆，则可以解决部分无法契约化的问题。组织中，能更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时，对合伙人的依赖就会下降。反之，就更依赖合伙人。

西周初年的封建诸侯，就似一种准合伙人制度。天子赐诸侯某个方向上的土地以及少量的族人，以后开发封地也罢，以武力移民也罢，都是诸侯自己的事了。那些土地原先也未纳入周朝的版图，上面一般来说还生活着原住民。对周朝统治者来说，中央和地方在客观条件限制下，信息非常不对称，所以封建诸侯，将权力分下去是最合理的。而周朝也统治中国长达800年。

秦末大乱，群雄并起的时候，刘邦与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人也是准合伙人的关系，所以汉帝国成立后，刘邦一口气分封了八位异姓王，他们控制的疆域总面积甚至超过皇帝直辖的地方。然后，刘邦违约，除了放过最弱小的长沙王吴芮，其他诸王都被刘邦用阴谋或战争的手段除掉了。

在当时情形下，与人合伙对刘邦而言，仅是借助他人力量的权宜之计。他担心别的诸侯王也这么想，于是又先下手为强，消灭了他们。汉朝、晋朝、明朝分封子弟去地方做有实权的王，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，而方孝孺本人也在燕王朱棣造反成功后遇害。封建制度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汉朝之后，不再有人相信分封制是个稳定的制度结构，继任的皇帝和诸侯王都怀着对彼此深深的恐惧。

本来用“产权”设计可以解决的部分无法契约化的问题，反而变成了彼此关系中的毒药。更严重的是，历代对前代政治弊病进行的补救，其初衷都是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”。皇帝违约削藩，诸侯举兵造反，都没有人尊重契约。也就是说，尽管产权能解决问题，但对产权的尊重仍然以各方必须遵守契约为前提。这需要一个强烈的确定性。

然而，秦汉之后，皇帝的权力大到可以随意杀生予夺，没人能说个不字，那么谁也不会有什么安全感，结果就变成丛林法则说了算。宦官、外戚、子侄都是皇权的延伸，权力没有真正得到分配，也没有稳定性可言。他们强大之后，又必然反噬。

所以，方孝孺提出的问题，在古代是一个无解的问题，而他最终连同他的亲戚朋友，死于朱棣口中“我们家的事”，也是莫大的悲哀和讽刺。同时，方孝孺死于他认为的公义，故而他遇害这件事，在此后的183年中，成了明朝廷的暗疾，想平反又不敢平反。

走出权力获取的怪圈

 

然而，方孝孺提出的问题的反面，便是如果权力的基础不够扎实，制度的设计再精妙，都会导致自戕。

比如，安史之乱到陈桥兵变这200多年中，奸雄辈出，藩镇割据，杀伐不断，生灵涂炭，弑君杀主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饭。

对晚唐、五代的一幕幕大剧，北宋学者何去非评论说：“依靠功勋而成就大业的人，身边常常会有强臣；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人，身边常常会有骄兵……急于督责将领立功，那么用来酬劳将领的爵赏，就没有丝毫的吝惜，所以有些将领就可能变得难制；加紧催促士兵作战，那么用来安抚士兵的奖赏就不能有丝毫的不足，所以有些士兵就可能变得骄横。”

他感叹道：“因此天下刚刚平定，强横的大臣依靠骄纵的士兵窥伺皇位，以便取而代之；骄纵的士兵挟持强横的大臣犯上作乱，而冀图更多的赏赐。这样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威逼朝廷，那么皇帝环顾天下，自己已成了孤家寡人，大势已去了……图谋很快夺取天下，而不计较夺取天下后的利弊得失，最终也会迅速走向灭亡。”

闹剧的高潮和落幕便是陈桥兵变，赵匡胤在手下诸位大将的威胁下，“被迫”篡位做了皇帝。接着，赵匡胤很快又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，让那些功臣悍将拿着大笔的银钱回家养老去了，从而结束了五代乱世。被“黄袍加身”， 赵匡胤却不是第一个。多年前，他曾经的上司郭威就干过，并建立了后周政权，那时赵匡胤还是上次活动的“积极分子”，真是有样学样。

按照何去非的意思，赏赐只能刺激局中人变得像贪食蛇一样疯狂。那么，在古代中国没有对契约的尊重，没有对产权的尊重，在“权力的游戏”中真的只剩下丛林法则了吗？

前文提到方孝孺给古代政权开出的那个药方，看上去是一种迷信，是“谋皮与虎”，但背后的逻辑却是普世的。他是说，统治者必须真诚地对待人民和上天，才能长治久安。因为人民的意志决定上天的喜怒。这其实不是方孝孺的原创，而是周公的语录。周公说“民为神之主”，又说“天听在于民听，天视在于民视”，违背这一点，就会轻则降下灾祸，重则被上天抛弃，变换“天命”。

作为孔子眼中的圣贤，周公的潜台词是说，决定世间一切的是人的共识，因为“神”本身也是人们按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，所以从长远看只能是人民选择了执政者。

方孝孺的潜台词也是，任何时代，国家都是土地上所有人的公产，不是朱棣眼里“老朱家的私产”，然而，大部分古代人都认为它最终会是一个人的私产，既然大家难以认同这一点，所以方孝孺这样的人只能去死了，而改朝换代也是必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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